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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7-10-18 19:12:54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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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公明一周书记:珂勒惠支……仍然是黑夜中的一面旗帜

  上个月在纽约的旧书店 Mercer Street Books买到《凯绥·珂勒惠支的生活与艺术》(Käethe Kollwitz——Life in Art,by Mina C.Klein & H.Arthur Klein,Schocken Books,1975),不禁略有惊喜。该书初版于1972年,是英文出版物中第一部较为全面的珂勒惠支传记,通过讲述她的生活和艺术经历,评述她的绘画、蚀刻、木刻、平版印刷和雕塑等作品,帮助读者认识和理解这位二十世纪最令人感动的艺术家和全世界受难者母亲的代言人。两位作者是美国人,最早看到珂勒惠支的作品并为之激动是在1930年代早期,当时他们在柏林生活和工作。纳粹政权上台后他们回到美国,继续研究珂勒惠支的艺术;在战后他们四次重返德国,并在欧洲和美国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寻找珂勒惠支的资料。全书十章,以传主生平为叙述框架,但是正如作者在前言所强调的,全书的重点还是珂勒惠支的艺术创作。由于该书的设想对象主要还是普通读者,因此在正文中没有插入注释,只是在书末附有参考文献。

中国读者对于德国表现主义女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并不陌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她的作品经由鲁迅的推介而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197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珂勒惠支作品展览对中国艺术的觉醒起了强烈的推动作用,直到2010年、2011年和2015年几次来中国的珂勒惠支展览仍然引起文化界的关注。但是,除了一些作品集和发表在杂志上的介绍文章之外,类似《凯绥·珂勒惠支的生活与艺术》这样的专著在汉语出版物中至今仍然付诸阙如。

凯绥·珂勒惠支自画像

思想上的激进、左翼、社会主义倾向、反战、呼吁和平、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苦难、反抗社会压迫与不公正,情感上对底层穷人困境的同情、对所有受苦受难者的悲悯之心、作为母亲对于失去孩子的悲怆而深沉的哀痛之情,艺术上极为单纯与坚执的以人为主题、以黑白为语言、以直面人生与社会为自觉目的……所有这些关于珂勒惠支思想与艺术的表述固然不错,但是在长期的概念固化之后也会出现“视差”与遮蔽的弊病。

珂勒惠之对于纳粹独裁政治有极为敏锐的感受和忧虑。在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之后,她马上从逮捕、抄家等恐怖行为中意识到全面独裁专制将很快降临,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空前压抑的政治形势使她无法继续她的艺术创作,她担心艰难和血腥的日子即将到来;但她马上接着说,“不,它们已经来到了……每天都带来更多的邪恶,其他所有事情都变得没有意义”(页115-116)。但是珂勒惠支这时还持有反抗的意图和勇气,她和文学家亨利希·曼等知识分子在1933年2月联合签署和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到来的3月选举中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状态”之中。随后她的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与教授的资格被取消,作品被禁止展出。作者引用1961年出版的一部《德国现代史》(作者Marshall M.Dill)的观点认为,这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艺术政策的终结,而该政策曾经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对包括表现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宽容与支持,而且特别提到了珂勒惠之艺术对贫穷与屈辱的苦难生活的表现(页116)。我们知道,纳粹政权以宣传部统辖国家文化局,全面控制文化领域的所有部门;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和犹太人被清除出去,出版、演出、展览等均需要事先提交宣传部审查获准。在美术上,表现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被认为是“腐朽艺术”而受到批判,美术馆里数以千计的现代艺术作品被下架,代之以纳粹党党员创作的作品。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珂勒惠支的艺术被禁止和被清除是很自然的事情。书中记述了珂勒惠之遭遇的另一件迫害事件。1936年,珂勒惠支接受了一位外国记者的访问,主题是在纳粹政权下著名艺术家的境况,这篇采访后来被发表在苏联的报纸上。于是纳粹盖世太保打上门来,威胁她说要把她关进集中营,并且让她知道无论是年龄或其他因素都无法保护她。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她的工作室,要求她发表一份声明,否认发表在苏联的那篇采访。珂勒惠支被迫同意发表声明,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拒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页127-128)。被研究者称作有死亡情结的她并不是害怕死亡,她甚至决定如果知道要被关押在集中营就提前结束生命(页128)。在那个抗争、呐喊的艺术家形象之外,这是更为内在的痛苦与矛盾,是所有生活在纳粹独裁专制之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难以言传的精神劫难。离开这些真实的个体经验,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说“痛苦是她的主要工作”。

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

昂纳、弗莱明合著的《世界艺术史》(中文版主编范迪安, 南方出版社,2002年)认为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十九、二十世纪转换之际笼罩欧洲的抑郁、忧虑与恐惧气氛,“她或许可以被称为表现主义者的先驱”,虽然她自认为是“写实主义者”。关于表现主义,作者指出“表现主义绘画源于一种反抗的姿态,它支持某种新的内在性与强度。艺术家们感觉到被迫去表白他们面对现代的焦虑、挫折和愤怒的心情”(页780)。在珂勒惠支之后,作者还提到了另一位曾被遗忘的德国早期表现主义女画家莫德松·贝克(Paula Modersohn-Becher,1876-1907),认为她的作品充满感官性、世俗性和不淑女的母性作风,是所有女性艺术中最强烈的,她的作品与蒙克的创作一样预示着“桥社”的到来(页781)。虽然这个评价值得商榷,事实上莫德松·贝克的作品并非那么强烈和“表现主义”,但是作为女性艺术家,她的反叛精神确是不可否认的。珂勒惠支自认为是“写实主义者”,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那些“日后被称为社会写实主义流派的画家们”,领头的是三位英国画家:法兰克·赫尔(Frank Holl,1845-1888)、修伯·凡·赫克门(Hubert von Herkomer,1849-1914)、路克·菲德斯(Luke Fildes,1844-1927)(参见保罗·约翰逊《艺术的历史》,527-528页,黄中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珂勒惠支的“表现主义”与“写实主义”之间,隐含着理解德国表现主义艺术与二十世纪左翼文化中的审美政治化的重大论题。尤其是如果把这个论题放置于中国现代左翼美术的历史语境中审察的话,一方面在启蒙理性感召下爆发的社会危机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中获得极大的张扬,另一方面在党派政治的现实中无论是表现主义或写实主义都难以避免地遭遇到被重新编码的命运。在德国著名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在纳粹上台时成为纳粹政治支持者而为其唱赞歌的“失足”案例(几年后他因为消极、不满的态度而受到纳粹政权批判和整肃)中,我们不难看到对西方启蒙理性主义和魏玛共和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否定必然使反抗的表现主义运动蜕变为对国家威权主义美学和纳粹专制艺术的认同。

从珂勒惠之在中国现代美术中的传播与接受史来看,除了被人们不断重复的鲁迅对其木刻艺术的由衷赞赏与大力推荐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许多艺术家心灵中以及在不同的历史与政治语境中的珂勒惠支的意义与作用。著名版画家黄新波于1947年在香港创作的《控诉》直接取材于同年春天发生在香港中英边界“四学童事件”,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都深受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的影响。在此之前,《星岛日报》(1946年8月18日)刊登了黄新波因听到从美国传来珂勒惠支逝世的消息而写的《悼念凯绥·珂勒惠支》。文章指出,“这颗伟大的灵魂,是"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在昏沉的大陆上,永远揭起呼唤醒觉的战旗,吹起慈爱,雄壮底号角”;“……它所表现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使弱者会得到温暖的抚慰。……多年的战争中,纳粹把她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以为这样便可以永远淹没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暴虐者究竟敌不过民众的力量,她,终于看到纳粹政权崩溃的场面了”。文章最后说,“我们的艺术家,在今日所遇到的题材,和珂勒惠支生存的时候没有什么异样,假如要把作品成为屹立的纪念碑,那么,应把良心去衡量事实了”。沉默、良心、纪念碑……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艺术家纪念珂勒惠支的最质朴、最有力量和最有现实感的文字。

三十多年之后,1979年10月在北京展出的“珂勒惠支作品展”恰好与“星星画会”几乎同时举办,后者因遭遇挫折而举行“维护宪法大游行”,其中由王克平提出的口号是“毕加索是我们的榜样,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据“星星画会”组织者之一黄锐的回忆,这是因为珂勒惠支在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作为口号可以赢得人民的同情。但是在他心里存在的忧虑是,“为什么经过58年之后,中国的新美术运动,依旧要求助于同一个助产婆?不正是眼前的珂勒惠支,在1930年代催生了新木刻运动、左翼文艺,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今天所为反对的一切么?”这当然是中国左翼艺术运动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当时的青年艺术家显然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是到了2015年在中国美术馆再次举办的珂勒惠支展览《人:黑白的力量》,虽然力图回归到“人”与“艺术”这两个原点认识珂勒惠支,但终究因为学术探讨与精神氛围的局限而难以深入进去。

在海峡对岸,珂勒惠支的艺术同样遭遇纠结的接受过程。据林惺岳的《帝国的眼睛:林惺岳艺术评论及学术文集》(典藏艺术家庭出版,2015年)第四篇“从凯绥·珂勒惠支说起”,最早出现在台湾的珂勒惠支艺术同样是由鲁迅传递过去的,那是1946年许寿裳在《台湾文化》发表的《鲁迅的精神》以珂勒惠支的《牺牲》作为插图。接下来就是在1949年以前从大陆来到台湾的版画家们(如黄荣灿、朱鸣冈、麦非、荒烟等)所带来的左翼美术观念,珂勒惠支的艺术也随之传播。在白色恐怖时期,鲁迅著作被严禁,珂勒惠支艺术也不得不改头换面。1971年,《雄狮美术》连载李德《素描家柯维茨》一文,小心翼翼地避开《农民的反抗》等作品和鲁迅、新兴木刻等敏感问题,只是从绘画本位的立场上介绍她的素描艺术。到了1976年的《夏潮》杂志开始出现以珂勒惠支版画作品为封底,乡土运动的社会关怀与珂勒惠支的悲悯美学正相契合。及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解严之后,随着“二二八”事件的公开讨论和纪念活动的展开,珂勒惠支的作品随之出现在各种刊物和印刷品上(以上均参见林文)。除了台湾之外,通过鲁迅而传递的珂勒惠之艺术也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产生影响。位于现在冲绳县的佐喜真美术馆拥有亚洲最大的凯绥・珂勒惠支作品收藏,2011年在中国举办的《琉球・佐喜真美术馆藏凯绥・珂勒惠支原作展》的研究主旨就是鲁迅思想与珂勒惠之艺术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这再次说明20世纪中国思想-艺术史研究必须要有国际视野与传播视角。

《帝国的眼睛:林惺岳艺术评论及学术文集》

现在可以回到《凯绥·珂勒惠支的生活与艺术》一书的结尾。作者说珂勒惠支曾经对死后自己的艺术作品表达过这样的希望:几十年之后她的艺术作品仍然发挥作用,人民因她的作品而丰富了自己,在伟大的建设中她永远是一个合作者。珂勒惠支对自己的期许不断得到证实,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战争、残忍的压迫和杀戮,她的艺术就永远不会过时。珂勒惠支仍然是黑夜中的一面旗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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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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